者了,就看见人头上,时不时抛起来的“生菜”和看上去有点卸顶的狮子头的天灵盖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神狮见首不见尾”?
我从人群中挤出来,正在边上站着消汗。一眼看到丹尼把着一姐姐也往跟前挤呢。丹尼也看道我了,还是冲我就是那么一点头,算是招呼了。我微微颔首,也给他点还回去。
其实我自打看见他,心里就特想上去拉着他问问沈芳的事。但是,我这人就这德行,对于我认为不把我放眼里的那些人,我比他们好像更会端着装爷。
沈芳从香港回来后,倒是也没来再找过我。可能是因为每次给我打电话,我都在实验室加班呢。有一段实验方案出了问题,总得不到想要的结论。每次她打来,我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可能感觉出我忙,于是,后来,电话也少了。
那年的2月,可以用昏天黑地来形容。我似乎没有时间的意识了,更别说什么周末的概念。每天都是,实验,报告,资料,如此循环。
苏格兰人一点也不担心我新来的是个二把操。用他的话说,看,听,写,是成为不了一个好的科学家的。
所以,我也就不客气了。尽管,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耗。但,换来的是我试验技术和技巧的飞速提高。当然,有了数据,再去结合理论,这种对问题的认知深度,自然是比你只是读书和思考,深入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弹丸大小的国家却可以在自然科学上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在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为什么他们的自然杂志可以作为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周刊。为什么它一个小小的国家却有感跟整个欧盟抗衡的能量和勇气。的确,等我后来回到我的母校,看到那些质量上并不落后的仪器,可是,再看看成果,我只能说,同胞们,先放下沾沾自喜的骄傲吧,我们要学的,其实还很多。
尽管进度是抓上去了,可是,我的身体在两个月没日没夜熬下来,终于也到了极限。先是,嗓子无缘故的疼起来,接着,没过两天就开始关节疼痛,浑身发冷。
我想,我是发烧了。组里的同事给我拿来温度计。我凉了一下38度几。同事们看到这里,给我找了几片普热希痛,就坚持让我回家。因为,吃完这个药,是不允许在实验室工作的。
当然,我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于是便回家了。
我钻到被子里好好的睡了一觉。睡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