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蔡显《咏紫牡丹》诗案等,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以示对学术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容。如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但是,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规模篡改、销毁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查缴的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在这个过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钳制士人外,还继续采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清朝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05年才废除。各级学校都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科举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进了形式化的泥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当童生魏好古请求周学道出题面试诗词歌赋时,周学道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写道:“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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