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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并不是指天地会内部一直流传的载有关于天地会起源传说、诗词等内容的《会簿》。严烟所供这段原文是:“凡传会,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连父母妻子不许告知,也不写帖簿。”'108'往下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天地会的缘起。很清楚,严烟这里所谈的只是结拜天地会的仪式,并突出结会的秘密性质。本来,所谓“写帖”系指天地会结拜弟兄之拜帖,也不立入会花名册,丝毫没有涉及其他问题。且不说严烟所谓“不写帖立簿”究竟是他入会时的真实情况,还是他出于保护其他更多会员不至于进一步遭到逮捕而有意作了隐瞒,因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破案的杨光勋结拜添弟会时是立有属于花名册性质的会簿的。我认为,如果以严烟所供“不写帖立簿”为根据,断然否认严烟时代“还不存在嘉庆年间和以后那种形式的《会簿》”,至少是对严烟供词的误解。
乾隆、雍正年间,甚至更早,是否存在嘉庆年间以来所发现的那种会簿呢?请看事实:
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奏道:“上年闽浙总督孙尔准咨送访拿会匪折稿内称,乾隆四十年以后历办添弟会匪案内起获花帖、会簿,俱有五房吴添成等名目。其中歌诀亦与张摒等本语句大略相同,是张摒等借得歌本,系由从前搜查未尽转辗抄写,由来已久。”'109'吴荣光奏折表明,开列天地会五房名目的会簿“由来已久”,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来就已经被清政府所发现。
道光元年(1820年)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称:“粤西自嘉庆十二年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盗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110'赵慎畛多年在两广任职。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任广东惠潮嘉道,逾年,擢广西按察使,二十年(1815年)迁广东布政使,二十三年(1818年)升任广西巡抚,直到道光二年(1821年)再度升迁闽浙总督'111'。他在两广,尤其是广西任职内,经办多起天地会案件。他向清廷专报审理天地会案件的奏折多达数十件。赵慎畛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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