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部分

指出广西发现的天地会会簿，“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并非信口雌黄，主观臆测，而是他对当时所发现的大量天地会文物作出鉴定之后提出来的。所谓“百余年”，假定为一百一、二年，从道光元年上推，当为康熙四十年前后。这说明，早在康熙中后期就已经有天地会会簿存在。嘉、道以来发现的大量天地会秘密文件，只不过是转辗抄袭康、乾以来的“旧本”。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查保存至今年的有关天地会案卷。更可以发现嘉庆年间以来流传的《会簿》、《花帖》等天地会秘密文件，都是根据先年“旧本”传抄而来，并非嘉庆年间以来的新作。

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广西巡抚成林奏称：“窃照上年十二月十三日接据署平乐府庆吉禀报，据该府所属荔浦县之甲长绅士呈报，该县有已革监生李遇恩结党抢劫，拐卖妇女，被害之家甚众，呈恳究办等语。该署府以其为害闾阎，情节可恶，反复究诘，始知李遇恩结拜天地会，现在纠结人数众多等事。庆吉当与署平乐协副将明德密商，带同兵候绅士甲长连夜亲往查拿，先将李遇恩等拿获，即在伊家搜获悖逆册簿四本，红布二块，上书不法字迹。带至该县，严密审讯，据李遇恩供称：嘉庆五十八年，有浙江人范七于病故之前传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等语。”＇112＇显然，乾隆五十八年范七去世这前就已经得到一个天地会“簿子”，而且不是仅仅列有姓名的天地会花名册。

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在广东破获仇大钦结拜天地会一案，并查获“旧丰天地会盟书”一件，“盟书内语多悖逆”＇113＇，有“恢复明祚”和“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114＇据觉罗吉庆奏称，这个盟书并非仇大钦自行编造，而是“福建漳州人何其昌送给”，而“何其昌已于本年（嘉庆五年）二月回漳州去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仇大钦所持“天地会盟书”，并不是一般的结盟誓辞。仇大钦在纠人结会之时，曾根据盟书内容制作了新的结盟誓辞，并填上姓名，改换首尾，“添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等悖逆之语”。“歃血饮酒焚收各散”。清政府搜获的盟书所记“从前在河南少林寺中偶遇朱洪竹，愿结拜同盟之语”，实际上就是姚大羔会簿中“西鲁故事”传说的主要情节。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盟书不是嘉庆五年新冒出来的东西。因为，仇大钦纠人结拜天地会始于嘉庆五年三月，而传授盟书之人何其昌早在二月就回漳州去了，可见，何其昌这件盟书早在嘉庆初年以前就已存在。

嘉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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