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一眼:“你这人有病吗?那是宝马,政法部门的公务车有宝马的吗?你今后长点脑子,看清楚点再开罚款单,不要自己逞能,让我们给你擦屁股。你看这六张罚款单幸亏还没有送到交款部门,否则我就从你工资里扣!”
接下来,虽然我长了个心眼,但还是常常“出错”,一年快结束时,我才基本上搞清楚,哪些车是不能拦下来的,特别是有些车拦下来后,等于自讨其辱。司机知道你无法开罚款单,就是开了罚款也有人摆平,所以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到最后,我几乎只在拦截骑着破三轮或者自行车的盲流时才有点信心。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这身警服的尊严,我见了违规的高级轿车都自觉地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胡作非为。有时我明显感觉到连立在路边的盲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幸灾乐祸地鄙视地盯我一眼。
直到后来离开了交通警察支队,我才能彻底明白了并且理解,这样站在烈日强风之中的交通警察,举手投足而指挥成百上千车辆的人民警察,穿着神圣制服的执法者,每天都要经受权贵们无形中压在他们身上、压在法律身上的奇耻大辱。长期生活在这种不平衡之中,最后自己也去敲诈去勒索去贪污去腐败又有什么出奇呢?!
跟踪周玉书周局长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在公安厅,我们每天接触到好多份来自北京的指示报告和文件,那些报告往往是早上开会下午就到了我们的文件夹里,可是我却有种感觉,好像那些文件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什么思想教育,三个代表,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讲政治,讲道德”教育等等,难道北京真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吗?如果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假装这一切腐败贪污都不存在,搞一些虚伪的文件给我们,还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假装我们很听话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周玉书仿佛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我感觉到,北京确实有很多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但却仍然按照自己心中的幻想来教育自己的公务员,期待自己的公务员。有时我又想,既然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极点,为什么腐而不败,腐而不烂呢?
周玉书又给了我答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在那里知道或者不知道地顶着,所以贪官污吏才没有被人民起义推翻。可是像周玉书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还有多少?他们像恐龙一样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进步生产力的基本需要的腰缠万贯的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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