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杨文峰心里忍不住有些醋意。

“他这病就是不能挨饿，加上情绪不能有太大波动。”周阿姨说。

“哦。”杨文峰好象得到了答案似的，明白过来。

周阿姨的晚饭已经做好，就留下杨文峰吃饭。吃饭时，杨文峰说起当时周局长发病的情况，他边说边注意观察周阿姨的表情，要知道，周阿姨对杨文峰是无所不谈的，但这么多年关于周局长在文革中因为坚持“保密原则”而害得一家人家破人亡的事却只字不提。杨文峰今天却失去了旁敲侧击的耐心，说完后，单刀直入地直接问周阿姨部里的传言是怎么回事。

周阿姨叹了口气，放下筷子，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坐回来后，已经没有心情再拿起筷子了。看着眼前就象自己儿子一样的杨文峰，周阿姨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先下手为强，以需要接受再教育，需要劳动改造为借口，把调查部（国家安全部情报局前身）的干部们分送到河北、安徽、辽宁三个“五七”干校去劳动教养，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调查部的情报干部都在干校忙着写检讨，自我批评，甚至互相之间“揭发批斗”，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落到造反派手里的。造反派们对这些运动一开始就被运到荒郊野外去劳动改造的特务们自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城市里仍然挡着他们夺权的当权派。于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调查部的干部基本上完整的保存了实力。当时深谋远虑的周总理这样做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保持我党的情报力量，不受“四人帮”的破坏和冲击，这点也是全党上下公认的；第二点就很少有人清楚了，那就是周总理担心调查部的情报干部在运动中被利用，所以趁早先让他们去劳动改造，远离是非中心。要知道，中共中央调查部集中了从二三十年代的特科情报干部等中国情报界所有的精英，他们一旦卷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如果头脑一发热，又或者在斗争中经受不住考验而泄露机密的话，那后果就相当严重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清楚，从特科开始，中国的情报界一直在周总理手里，这个情报界不但在对付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日本和美国的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他们对于共产党内部斗争也了如指掌，如果造反派利用他们揭发老干部以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再上纲上线，那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就远远不是人们今天所见的了。总的来说，虽然调查部也出了如康生这样的败类，但却完全没有出现苏联当初利用“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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