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情报组织整人、杀人的局面。当然，周总理这样做，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那就是害怕这些情报干部在运动中受不了冲击，泄露了国家机密。从特科设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情报界用“派遣”和“拉出”这两种手段发展的特务几乎散布在世界各地，其总数绝对不少于数百甚至上千。这些人为新中国打破国际孤立，发展科学技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无疑都装在调查部那些情报干部的脑袋里，任何的泄露都不只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而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当时的周局长周玉书还很年青，大家都叫他白面书生，但他已经是调查部的情报骨干了。由于他出身根正苗红，又年富力强，当时就没有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些老情报干部也希望部里有他这样的人坐守。

1968年初，北京的造反派在西城区揪斗一位年青妇女，这名妇女是一个三岁儿子的母亲。造反派发现这位年青母亲的历史不清不楚，本来是拉出来陪斗的，可是在斗争中由于群众很激动，结果你一言我一语的揭发材料越来越多，不久造反派就发现这名少妇的丈夫在孩子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突然失踪了，后来又有人说，不久前少妇收到转自香港的台湾来信。这下子造反派们才发现，原来少妇的丈夫三年前和几个同伴一起偷渡台湾，“投奔自由”了。这下子造反派们象寻得了宝藏，母子俩人的苦难也由此开始。三天两头的批斗把俊俏的少妇折磨得几乎不似人形，要不是看着只有三岁的儿子，少妇早就自杀了。在批斗中，少妇经受不住折磨，交代了更多的历史问题。原来那少妇的丈夫的父亲本来就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时匆匆撤退到台湾，没有把儿子一起带出去，后来儿子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乘着混乱成功偷渡到台湾，与自己的父亲相会，并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受到了重视。那位丈夫确实曾经来过信，深情地说等大陆情况稍微安定就想办法通过香港接母子俩人出去一家团圆。不过每次台湾来信都是通过一位叫周玉书的政府官员转过来的。

疯狂的造反派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少妇，有一天少妇实在是无法再忍受，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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