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真的叫了,比前几天又清晰了许多。我说:“带他坐车逛逛。”刘卫红接过他,他又哭,车一开他就停,注意力已转到窗外的景色。
“你又买车了,那辆高尔夫不是好好的吗?”刘卫红问。我还没答,陈姨说:“这车比那部好,宽多了,要好几万吧?” “几万你只得看。”刘卫红挺识货的,“这是日本车,少说也要二三十万。” “我的妈呀!能买房了,小乖乖,你老爹发财了,叫他把这车留给你,好不好?”儿子在母亲腿上蹦。 我听得好笑,这倒也是个问题,要好好想想,得让他母子有个安全感。我把车开得很慢想让儿子看得清楚些。 “文革,文革。”有人叫我。后视镜里,一个穿法院制服的女人骑单车过来,是高仕明的老婆周玉。我停下车,心跳到嗓子眼。
周玉来到车边,疑惑地望助手座上的刘卫红和儿子,要命的是儿子正在朝我不停地叫“爹、爹爹‘‘‘”刘卫红笑道:“老文,你看这小子等不急都叫起他老子了。火车可能也快到了吧。”我开门下车说:“来得急,我讲两句话就走。”
“这小孩好可爱。”周玉还在望我儿子。我问道:“你在这干麻?”她说:“你不知道呀?我就在这个区法院上班。我还想问你在这干麻呢!”我笑道:“送朋友的家属去接他。老高最近忙点什么?有好玩的别忘了我呵。”她说:“还不是瞎忙,写些没人看的书,你有什么好玩的别忘了我们才能是真的。走吧!人家接人心情很急的,有空叫艳艳去玩。”
道完别,我把车开得飞快,谁都不说话,只有儿子在咯咯笑。 王一州总算露面了,接到他电话我就去他公司。这几天潘大山这只疯狗又在报上骂他了,还引来不少报刊的响应。盘新华和我说,有个中学生,肚子给日本人弄大了,自杀未遂。我也极其愤慨。
“文先生请到王总办公室坐一会,他开完会就来。” 王一州的秘书果子向我鞠躬,我冷眼看她,恼怒她不帮我传话。用鼻子哼了一声就进办公室。 挑出一瓶我认为最好的酒打开,端杯斜躺在舒适的沙发上看电视,这里居然能看到很多国外的卫星电视。我走马灯换了几十个台,还是看些洋人报道中国的频道。
报道里有什么中国监狱黑幕,还有些是所谓的“民运人士”在慷慨激昂地演说,当然台湾问题自然是少不了的。背景画面大多是贫瘠的小山村,衣服褛褴的儿童,以及表情冷漠的干部和凶神恶煞般的警察,我有点不认识这块我生活的地方了。
读书时首次看此类电视,恨不得马上毕业去拯救这苦难的国家,如今只觉可笑。我总算理解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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