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 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 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 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 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 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 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 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 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 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 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 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 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 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 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 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 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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