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句话我在肚子里说过一百遍了,但我不肯当着他的面说。自尊心好像一方白
手帕叠着揣在口袋里。我知道这句话一出口,我苦心孤诣地营造的那份洒脱
超俗、轻松快乐与心高气傲,统统将在瞬间土崩瓦解、万劫不复了。
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一个闷闷沉沉的声音:可能我比你
还要想。电话就挂断了。我呆若木鸡地握着话筒,放下时才发现整个手掌都
红透了。
下班时,竹安开着车子在跟编辑部大楼隔了一条马路的弄堂口等我:
我拉开车门,坐在他旁边。
乍浦路?嗯,乍浦路。
我喜欢华灯初上时分的乍浦路,茶楼酒肆、餐厅饭馆鳞次栉比,花花
绿绿的一条街,充斥着花花绿绿的吃客,有一点颓唐、有一点享乐,满是市
井的俗艳,也满是浅斟低唱的气息,以及现世人生的快乐与飞扬。
我们在一张铺着洁白台布的小方桌边坐定。小姐款款地端茶送水。
随着见面的增多,那种波特曼的虚幻感,隔绝感与失真感一天天地褪
去,话题自然而然地就从那些海外奇谈扯回周遭的现实扯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告诉他我大学毕业快三年了,现在一家《好女》杂志做编辑,我有个已恋
爱多年的男朋友,因为恋爱多年,也就变得像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结婚也就结婚了,分手也就分手了。当然话说回来,当真分手的话,也不可
能是“无痛穿耳”。
章竹安笑说:那当然,其实,婚姻就像鞋子穿在脚上,漂不漂亮,人
家一看就看出来了,但舒服不舒服,就只能是甘苦自知了。不过,鞋子穿久
了,不合脚的也慢慢合脚了。
但是,当竹安讲诉了他的身世经历,我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但是,当竹安讲诉了他的身世经历,我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竹安呷了一小口酒,悠悠地说下去: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长大的。我
父母都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父在吉隆坡做木材生意。五十年代初,父亲和母
亲回国定居,在北师大任教。我是大跃进时生的。文革开始时,我已经上小
学了。你可想而知我那样的家庭在那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家里断绝了同
国外亲友的一切联系,最后还是给人说成是“里通外国”。我记得有天晚上
我打开家里的一台旧收音机,无意中调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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