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京了。

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高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欢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

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水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高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身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抽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毛麟角了。在这物欲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吞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

但我明白，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麻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北京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高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交情，早已胜过了那份血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母亲还好。

虽然，我不是说我母亲不好。在我心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高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奶奶），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母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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