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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