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症。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柜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这种感觉常常困扰我。一场场在高档酒店里上演的招待会上,记者们个个风度翩翩,谈笑风生;酒席上名片飞来递去,应酬没完没了。我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新鲜的话题可以吸引视线;我不修饰,不打扮,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挥洒。我的时间是以分钟而不是以小时计算的,我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总是不能从容地把一个会从头到尾开完。我为此沮丧得抬不起头来。但同时,又为自己如此肤浅的虚荣和自尊而无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饰着,不敢让他感觉到。我知道那会灼伤他的尊严。
以后脱离了记者这个职业,我没有丝毫留恋之意,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从那时起,这身份就不再属于我,这氛围也不再属于我。我的天地在医院里,在病房里,在濒临死亡的丈夫身边。那是我虚荣心的栖息地,自尊心的避难所。几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样去医院,大夫护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来清洗伤口,等我送来饭菜,送来书和磁带,等我领着儿子来给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病友和家属,我们聊病情,聊医生护士,聊医药费不断上涨,聊公费医疗制度的形同虚设。文学,职场,事业,离我越来越远。我只是一个病人家属,我得做一个好的病人家属。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还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备而来的,穿着它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酒店而不失体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书,消磨掉去无锡之前的那几个小时,给自己积蓄一点儿从容、一点儿镇定,来应付我不曾经历过的局面。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里,这是临行前精心挑选的。我不需要一间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个座椅。上火车之前我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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