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偶尔会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听号里其他人说,一般队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拖地的人暂时关进厕所。可是“墨绿”对我从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够碰巧见到我的难友赵一凡,虽然经过分析已经断定那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这幢楼男犯人都在二层,一凡柱双拐,二层楼他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寄希望于万一。
擦地时曾经见到过一个女孩儿,年纪很小,说不定比我还小。她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褶压到底的深蓝色毛料短裙,两条辫子折起来齐肩。她的皮肤那么好,但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她不艳,但是标致而端庄,表情宁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出现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巨大的反差让我颤栗。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让我着迷,猜想和虚构她的故事成了我在监狱中的文学功课。我从来没设想过她是刑事犯,一个能够让人联想到少女时的冬妮娅、娜塔莎的姑娘,不可能与流氓、杀人这些字眼连在一起。也难以想象她是政治犯,她的穿着显然太资产阶级了,我们这些女孩子只有在“文革”以前穿过毛料裙子、府绸衬衣,她这样的女孩儿只能和客厅、沙发、钢琴连在一起,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应该和她没有关系。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厕所对面的号里,小窗上的布帘被风吹起,我恰好看见了她。那天她穿一条长裤、一件非常合体的碎花衬衣,就一个人,没有狱友,一手提着便桶,一手端着一个白色的小盆,表情还是那么宁静。这样子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是那样清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谜对我仍充满了诱惑——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她的美丽至今让我震颤。
八十年代初,“墨绿” 辗转找到了我,她已经改行当了个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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