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神经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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