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这一次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三月,徐州知州苏轼调任湖州,四月在湖州作《湖州谢上表》上书宋神宗。
这其实只不过乃是例行公事的上书奏折,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两句牢sao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恰巧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曾有斗法,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而“新进”则又隐喻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其《上神宗皇帝》书里曾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被罢相。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且他又欧阳修门人也是文坛的领袖。
值此之际,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于是御史台就出谋划策应运而生有此一计。
适逢苏轼《湖州谢上表》里的那几句话有拂上意。事情又千般巧了万般遇,当时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又有李宜之、李定等一众政敌尽皆不约而同杀到一起,于是大家一起上书陈词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更是有拂皇上,甚而至于有人强烈要求对苏轼进行斩首。
李定更是举了四项理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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