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都会后悔不已,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做妈妈了。
木青对此事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因为在一本病历中永远留下了这样的字样:木青,16岁,有性生活,一个月前人流,检查妇科,一个星期后做B超。她的好友不敢用自己的真名,而用了木青的名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件事讲给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听,引起了他的重视。
他认为这些事实里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问题:中国的性教育与孩子的现实生活有严重的脱节。
他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查做出来,给很多人启示和帮助。而且,孙云晓提出,我们应该以严肃的态度,严谨地做好这件事情,要有一个采访提纲,要有一个保护被采访人的保密协议,还要给每位受访人付300元的费用。前期的费用由孙云晓来承担。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拟好了一个详细的访谈提纲。
在采访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需要对提纲做一些修改。因为孙云晓工作非常繁忙,采访就由我一个人完成。但是,每一篇整理好的访谈文稿,孙云晓都会仔细看过,并提出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
所有的采访完成之后,孙云晓设计了本书的结构框架。我们分工合作,我完成了第 一、二、三、四、六、八章的分析与建议,孙云晓完成了第五、七、九、十章的分析与建议。全书由孙云晓统稿修改。 采访的过程非常艰苦,从2002年的冰天雪地到2003年的冰天雪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照看刚满一岁的儿子,有时疲倦到连话都不想讲。但是我的采访对象却有更大的热情和责任心。他们每个人之所以愿意站出来讲述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经历给其他的同龄人提供帮助。他们认为,这件事,如果他们自己不站出来,别人是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的。但是也有一个孩子,完全想像了一段生活经历讲给我听。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发现,因此这个访谈被删除。还有一位学生的访谈因篇幅所限,也没有收入。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激情与真诚,正是这些,使我坚持做好一些极其琐碎和细微的事情。
我和一些被采访者后来成为要好的朋友,我们有时会一起去逛街,看京剧什么的。有时在一起聊天也很开心。有一个男孩把300元的受访费拿了出来,希望它成为我这本尚未出版的图书的第一笔购书款。
孩子在与大人的相处中,总会有一些事陷入大人的“理所当然”中,失去了 基本的诠释权,孩子也丧失了进一步沟通的兴趣和勇气。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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