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路,好不
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
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
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
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
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
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
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
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
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
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
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
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
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
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
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
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
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
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
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
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
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
久别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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