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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姜昆都发现了。
节目播出后的一天,他在电梯里对我说:“杨澜,电视会把你的一切毛
病放大,所以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形体,特别是眨眼的习惯要改改。从现在
到演播室这一段路上,你强迫自己一次都不眨眼试试。”
我很听话。
一路上果真圆睁双目,不敢让上下眼皮有任何接触。五分钟的路程在我
看来足有半个小时。我浑身冒汗,眼睛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当电视
主持人真是活受罪。”我在心里诅咒着。更要命的是旁边姜昆还时刻“监视”
着我。“坚持住!别眨!”——还让不让人活了?!——但我知道他是为我
好。我就这样走上了电视,做起了节目主持人。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个意外,
但不久我就明白了:命中注定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最先跟我这么说的是姜昆。
那时,我的心理压力大极了。毕竟从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哇,就这么往
上冲,行吗?第一次录像就一口气录十三集(这个数也有点不吉利)。我把
家里的衣柜翻了个里朝外,也凑不出几套能上镜头的衣服。向台里申请置装
费,被抢白了一句:“中央电视台是个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倒贴钱都愿意,
就为出个镜头。”幸好,热心的女编导们把自己的衣服都拿来给我挑,碰巧
我们的身材又差不多,真帮了我的大忙。接下来的大问题是我总怕摄像机:
那些黑乎乎的大东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对它们怎么有感情?怎么说话?
一看它们,连台词都忘了。有一次,一位摄像师扛着流动摄像机走到我面前,
想给我一个特写。我下意识地一下把头转向一边,弄得那位老兄莫名其妙:
“别人都抢镜头,这个女孩子怎么躲呀?”
我心灰极了,心想:早知道自己这么怕镜头,还不如把这个位置让给别
人呢。那些没选上的人,看我这么糟蹋了一个好机会,肯定气死了。有一天
与姜昆讨论串联词时,我谈起这个苦恼,他突然打断我说:“看着我。”我
一愣,以为他又要说什么笑话了,就盯着他问:“这么严肃?领导要找我谈
话?”他也不回答,问:“你觉得这么面对面与我说话有问题吗?”“没有
啊!”“如果摄像机离你这么近,你能不能照现在这样说话?”——好像可
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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