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
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
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
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
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
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
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
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
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
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
辩论之后
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
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
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
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
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
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
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
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
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
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
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
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
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
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
请我主持’95
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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