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

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剑芬在一旁说萧先生的行为简直跟大白痴差不多，

我说我很了解。剑芬接着说还好她当时提醒萧先生，把李敖亲手写的一张长达十八

尺的财物清单复印了一份拷贝，如果他们要告李敖侵占，这是唯一的法律凭据。后

来在闲聊中萧先生提起一件事，他说，那些被搬走的古董他都可以不在乎，只有一

小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是真正值钱的传家之宝，这是他唯一心疼的东西。我突然

想起李敖曾经很得意地给我看过一块红绢布的乾隆御批，他说十年前他从枯岭街的

古董商那里，以五百元的低价，收购了这个宝贝，因为那个老板不识货。我听完萧

先生的话：心里已经有数，李敖总说他不重视动机，只重视真凭实据，然而任何一

个神智清醒的人都知道，动机的重要性，显然是超过真凭实据的。这时我对李敖最

后的一丝幻觉都被打破了。智者说得对，要想维系一份情感，期望愈少愈好，如果

没有任何期待，便能无条件地爱，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年轻时对人性的期望恐怕是

大高了。我“幻想”中的李敖，是个具有真知灼见而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不是一

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的“侠盗”。我暗自在心中打定了去意。

不久李敖又和四海唱片发生纠纷。民歌手兼唱片制作人邱晨在媒体上看到李敖

所写的《忘了我是谁》，想把它谱成曲，于是偕同四海的廖董夫妇约我和李敖，在

财神酒店谈出版这首歌的事宜。邱晨问李敖对歌词的酬劳有什么要求，李敖说没问

题，比照一般作者的酬金就行。等邱晨录完音，唱片上市的第二天，准备拿酬金给

李敖时，李敖开始避不见面。廖先生从国外回来，亲自带着礼物来见李敖，李敖说

付款没照规矩来，迟了两天，所以要诉诸法律，但是可以私下和解，于是索价两百

万元（看来他很迷信这个数字，大概是曾经比照此法，成功地取得辜振甫的两百万

台币吧）。廖先生要李敖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李敖答应了。廖先生趁这一个

星期把所有发出去的唱片，全部回收，并登报声明，经销商如果继续出售那张唱片，

必须自己负法律责任。后来四海把那首歌的歌词改成了钱、钱、钱。

这段期间，我已经心生警觉，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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