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并没有
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那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
给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
李敖微微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其中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
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
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说:“其实我也不想演,但是已经骑虎
难下。”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刻对我而言,所有的怨恨完全烟消云
散。
没多久法官判我无罪:心中的勾子一松,外在的纠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
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银挡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
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目前住在旧金山。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
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的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
己在那张长达十八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
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一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
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
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一连三次在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
中有一种“从未发生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是我初识的友人,说了几句问候
的话,便退自上路去也。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
李敖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开始不断地对我进行攻汗,令我不禁产生一份心理上
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
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一段因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亏欠
和未竟之责。但愿这一万多字的坦言,能让他清楚“只有恨的本身才是毁灭者”。
所有对他人的攻汗与不满,基本上是毫无杀伤力的(如果那个人已经超脱了“面子”
问题);这股力量在过程中伤害的只有自己。人即使拥有再多无知的支持者,终场
熄灯时面对的,仍然是孤独的自我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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