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每天都到十点多了才一个人踢踢踏踏的回去;然后倒一杯水喝了,爬上床去老纳入定般的坐着,到了十点半熄了灯他又钻进被窝开始听听力。偶尔能和他们说上一两句话也不过“哪个屋里有开水”或“谁把我的拖鞋穿走了”,每天早上他都还能记得洗脸和刷牙,晚上却常常忘了洗脚,有一次他长达一个星期没有换袜子,于一飞是在受不了了,便告诉他该去洗一下了,他笑了笑出去了,马上却又回来大笑说:“我怎么这么傻,要洗袜子却把梳子给拿去了。”
“你这样会得精神分裂症的,”大家给他开玩笑劝他说,“精神分裂症的下一步就是精神病患者。”他冲他们笑了笑,没有做任何辩解,上床去了,这时他们发现他的微笑实际上是对声音的一种应激性的反应,而不代表任何心理的信息。
“其实你可以轻松一些,”张开和于一飞劝他说,“不就是一次考试嘛。”又问他效果怎样,
“什么效果,”他叹了一口气说,“复习着呗,一闲下来就想,一想就害怕,就愁,愁有什么用,还不如总忙着,骗不了别人我还骗不了自己吗?”
偶尔收到一封家信,拆开一看却是老爷子的一顿臭骂,说他不该好久不往家里写信。他才想起这段时间不光是没往家里,谁他也没给写过信,忙翻出了同学来的信,竟还有一封根本就没有拆开的,他挤出一下午和那个连着的午休来做弥补工作——这包括九封信和九个信封。除给老爷子的那一封外,写信时他先给关系远的写,后给关系近的写,他知道肯定是越写越糟,而关系比较好的不会因一封信写得不好而产生什么想法,这仿佛是关系和语言的一种互补。他也觉得这样对朋友不公平,但还是做了,正如他信中说的那样,现在实在是太忙,等过了四级以后再补上。然而他最终也没有通过四级,也就没能按原计划去补——后来更多的因素是懒得写信,这样这就造成他和同学关系的疏远,这不能不说是四级给他造成的一个重大损失。尽管他在装信时已经很是小心,还是把几封信给装错了,所以他发出这些信的回音仍是一些不能理解的责难和收的别人的信的臭骂,还有一些没有说不理解的则用实际行动——不回信来表达了他们的理解,表示大家都同病相怜,不必客气。这些他都没有在乎,想着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给他们解释。
除过英语课以外,他基本都坐在最后一排——没坐是因为位子被别人先占了,看似没有干别的东西,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下来当然更不会为之分一点神。“别的课还可以重修,四级却越来越难”,是这个被奉为信条的理论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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