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之类的人参加进来发表议论,众人便会一下子闭上嘴洗耳恭听。而一个没有“工作”的青年这样作却是犯大忌的。轻则被人侧目,重则当众受到训斥!
这就是现实,而现实是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这两类年轻人在情感方面的对抗就结束了。文化,方明,社会地位便极迅速。地占了上风,而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年轻人则只好回过头来回村里的中,老年人——他们的父辈靠拢了。从而认真地听取这些人的指导和教训。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对没文化的农村着年是一次致使的打击。能受到这种打击的人空前绝后。因为在这之前,农村人大家都没有文化,年轻与否是用年龄大小来判别的;而这之后随着农村人的文化程度提高。区别年轻与否的标准也与此大同小异。唯独我们这一代农村青年遇上这个极偶然的历史时期,成为一代极特殊的人们。因为:我有和返乡学生差不多的文化程度(只是比他们少参加了一些“造反”和武斗)但却处在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的社会地位上。这便使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法归类的“多余人”了。
现在想起来那段生活,我仍心有余悸。由于我天生好胜心太强。学习成绩也不错,这便使我在这二者夹缝中挣扎了好长时间。那些日子我动过的脑筋,如果有人指导的话完全可以造一个原子弹,或人工婴儿出来。环境,家庭,个人气质诸方面的因素一下子把塑造成一个心急为燎的人。使我的精神一下子处于一种欲发而不能发。欲罢不甘心的状态。形象地说,就像一张拉满了弓一样,随时都会暴发的状态——要么“弓”折,要么“箭”发!
我和有“工作”的同龄人没有对话的可能。因为他们看不起我这个没“工作”的人;我和村里的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因为他们不理解我更要命是我父亲的那个五十年代初期的“有钱人”当时不但没钱了还不会干农话!再加上他本人连续在解放战争年代给共产党当过三次兵而没留一点凭证。却在1947年的某一天夜里被当时正占领了县城的国民党抓去当了半个月保警队员后又被解放军收编去。却落下个国民党二等兵的可怕挡案。这在当时当地就算一个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了。文化革命一开始就管制起来了。他已被社会认定为“敌对分子”而我便天然地成了“敌对分子”的子弟了。
一个人大凡遇到不可抵御的困难时便难免脾气暴燥,找地方出气。我父亲当然也无法例外。当时他唯一可能找到出气的地方便是我和母亲了。恰好他们两人又都没有文化,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便成了他的出气筒子——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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