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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总算借到了,母亲的病控制住了,我也受够了冷眼。陪护母亲的时候,我发觉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迫切需要帮助,而社会上居然没有专门的护理机构,我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商机。我决心设立一个机构,让和我母亲一样的病人安享晚年。
我的主攻业务是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和得了健忘症的老人。可我缺乏资金,丈夫又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活太下贱,丢人现眼。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母亲也都拼命反对。但我主意已定,决心豁出去了。
1998年4月,靠着东拼西凑借来的两万元钱,在当时的六角亭街民政科杨科长和居委会领导的热心帮助下,敬老院总算开张了。三室一厅的临街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头两个月生意极差,养老院里只有我瘫痪在床的母亲。
每月光房租就1500元,这还是居委会再三优惠的。我不禁心灰意冷,暗想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
我不甘坐以待毙,拿着广告单跑了二十多个居委会,跑高层楼房的住户。可我贴在墙上的广告单全被人撕了,并招来白眼和臭骂。有天晚上,我送传单到协和医院,还被几个人当贼打了一顿。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转折点
终于我的敬老院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杨科长介绍了一位85岁高龄的老婆婆。
这位老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行为不能自制,喜欢把吃剩饭菜揣进被窝里包起来。更要命的是,她随地大小便。稍不留意,床上、桌上甚至脸上都是大便。她不辨白天黑夜,半夜还非要出外转悠两三个小时。为了让她心情舒畅一点,我惟有扶着她在茫茫的夜色中散步。她经常做些自残的举动,因此我只能趴在她身边眯一会儿,睡觉时也要捉住她的手。
以后,敬老院又陆续入住了16位老人。我请了妹妹和几个钟点工来帮忙。
我母亲和婆婆都是长期瘫痪,照顾瘫痪病人我是轻车熟路。可为了更好地服侍他们,晚上我还是特地到同济及协和医院里去做护理工。在那儿,我学到了专业的护理技术,每晚还能赚15块钱。
每个老人一个月交600元,我们从护理到住食都包下来,这比请保姆护理合算。我实行的是家庭化管理和服务,老人的家属看到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老人,也很满意。由于口碑效应,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敬老院开始盈利。
1999年5月,敬老院搬到了顺道街粮食工业学院的一家招待所。我雇佣了5个正式员工,把整个5楼租了下来。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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