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哪能惹那么多的事?叫你哥成天也跟着瞎跑,班都上不成!”
听了嫂嫂的话,我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想起自己自受伤以来,王长安从不管我,把我撂在娘家,就不见影了,弟弟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山上收苹果下不来,我做手术时取钢针,也没有见他的人影,是我姐姐和姐夫把我送进医院并给我拿的钱。
想我娘家的人也太善良了,太好说话了,也没有人想起去找一找王长安,让王长安把责任负起来,却把我的事一股脑全揽在他们自己身上,娘家人觉得我困住了,投靠他们也是应该的,他们就这样全心全意地服侍我,给我做骨头汤喝,给我端屎端尿。
但是,我毕竟还是王长安的妻子啊,可怜我娘家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说起过要去找找王长安,让他来承担一点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姐姐从公安局回来后,姐夫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给她压惊,我再不好意思在姐姐家住下去了,于是哥哥就给我了一把钥匙,让我住在了芳草巷那间没水没电的小黑屋里,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和邻居家老寡妇的官司还是得由姐姐出面。姐姐跑了好多趟之后,终于辗转找到了人大的主任,这位人大主任叫李振宇,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据说,他以前是矿务局的工程师。他戴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江浙一带的口音,瘦瘦的,果然一付儒雅的学者模样,跟姐姐前面遇到的人大副主任气质大为不同。——那位矮矮胖胖的副主任只听姐姐说了一句“反映问题,”就把姐姐领到以前姐姐和父亲去过的那间大房子,用手随便指了一个人,就再也不管不问了。
而这位人大主任却很有耐心地听完了姐姐的叙述,并且当场看了姐姐带来的材料,看了看照片和砍破的白衬衣等,当他看到父亲一脸沧桑的照片时,目光在父亲的照片上停留了下来。
“你父亲有多大年纪了?”他问。
“有七十多岁了。”姐姐说。
他又问父亲老家在哪里 ,哪一年到的矿务局,在哪个矿工作过,姐姐一一做了回答。
李主任说,秦州矿务局的十几个煤矿他都工作过,他在矿务局待了大半辈子,矿务局的情况他比较了解,矿工们当年大部分是从河南,安徽,江苏逃难来的农民,下了一辈子井,能活到现在很不容易。
姐姐告诉李主任说父亲就是从河南逃荒来的,黄河大决口,父亲失去家园,跟着他哥哥一路逃荒,后来听说陕西招下煤窑的,就来到了陕西。和他一路来的老家的一大群老乡,现在没剩下几个人了。父亲的哥哥早十年前就因为下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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