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然 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个大 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一个把 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这艺名, 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杂志,能写 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样一个“人 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着我。我称呼他“平先 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怎会有什么电 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着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我却感到十分 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 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需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 情形,读者反应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的所。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 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我真 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窗外》一书的稿费, 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 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门 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 《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 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 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 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 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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