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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的理由并不充分，甚至认为师出无名。如杨天宏指出，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lsquo;主谋的直接证据、袁lsquo;帝制自为的阴谋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孙中山贸然发动lsquo;二次革命，无疑是其政治写作中的一大败笔。[195]袁世凯是否在1913年就有帝制自为的想法，姑且不论。就指控袁、赵主谋刺宋这点来看，国民党的确犯了大错，但如果因此便认为二次革命师出无名，实际上是将二次革命的目标贬低到了为宋教仁报私仇的层次，而这与国民党标举的反对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实行独裁统治的目标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事实上，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虽然确立起来，但作为当权者的袁世凯及其支持者，往往并不按民主法律原则行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袁世凯在国会以外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甚至利用洪、应这样的人，收买议员、收买报馆，cao弄宪法起草；才会看到袁世凯为了打击政敌，支持洪、应图谋购买所谓劣史损毁反对党领袖声誉；才会看到洪、应因构陷阴谋未果，擅自杀宋，而袁世凯为了避免自身受到冲击，不惜阻断法律解决途径；也才会看到袁世凯借助国家机器压制反对党声音，并在军事上步步紧逼。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国民党起而反抗，其实有很多理由，并非师出无名。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违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开沅认为，当时舆论多数是倾向于袁世凯这一方面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人心的向背，当时经过了辛亥革命那一场大的社会动荡以后，老百姓还是希望安居乐业。[196]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心理的普遍状态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底下，中国的道路能够走得比较顺利，所以当孙中山要举行lsquo;二次革命的时候，应该说社会的同情并不在孙中山身上。不仅社会舆论普遍地不赞成搞lsquo;二次革命，连国民党里边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赞成lsquo;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谓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认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孙中山眼中，却是宋教仁被刺后人心激昂，民气愤张。[198]章太炎也说，此案发生，各省人心异常愤激，并进一步引申说：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无私，为人民信仰，则宋案发生，人心必不如是愤激。因政府平日行为极谬，国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发生，国民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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