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来存放扫帚的小房间里写成的,当时加拿大仅有的三家出版商都认为该书太
灰暗而拒绝采用。那本书结尾时女主角犹豫着是否该把男主人公从屋顶上推下去。
这样的结尾在1963年太超前,但放到今天也许太优柔寡断了。
我在1965年11月完成《可以吃的女人》,把手稿送到一个对我以前的作品表示
兴趣的出版商那里。一开始他回了封信,语气颇为肯定,但之后便没了下文。我当
时正忙于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没有时间顾得上去追问。但一年半之后我进行了
查询,结果发现出版商把手稿给弄丢了。那时我的诗歌已获奖,多少也算有了点小
名气,因此出版商便约我出去吃饭。“你这本书我们要出,”他说,但却避开了我
的眼睛。“你看过了吗?”我问。“还没有,不过我正准备要看呢,”他说。或许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纯粹出于尴尬的原因而出版的书。
1969年,在写成四年之后,《可以吃的女人》终获出版,它恰好碰上了北美女
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有人立刻声称这本书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我自己却以为,
与其说它是女权主义,还不如说它是原女权主义的作品。因为当我在1965年着手写
作时,根本没有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我并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尽管我也同当时许多
人一样,锁起房门,读过贝蒂·弗里顿和西蒙·德·波伏瓦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
本书女主角所面临的选择在全书结尾与开始时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不是重新选择一
个前途渺茫的职业,就是结婚嫁人,以此作为摆脱它的途径。但这些就是六十年代
初期加拿大妇女的选择,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于也是如此。要是认为一切
已经有所改变,那是不对的。事实上,本书的基调似乎更适合于现在,而不是过去,
例如1971年,那时人们相信社会变革的速度将会很快,但我们如今所见却并非如此。
女权主义运动的目标并没有实现,那些宣称后女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人不是犯了
个可悲的错误,就是厌倦于对这一问题作全面的思考。
自《可以吃的女人》问世以来,它在北美已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版。维拉戈出
版社此次在英国出版此书,作者表示感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79年于爱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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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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