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站起来谈一谈。我先是回答他没有,后来又觉得不说不好,我一贯喜欢发言,再沉默,当真要被认为是在对运动不满了。我站起来,满不在乎地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一、党天下不是真有其事吗?为什么这样说就被打成“右派”?而且动辄拿立场压人,使人家不敢说话。二、对非党人士信任不够,任用干部不看他能力大小,首先决定于他是不是党员。好象党员一定要做官,非党人士就当不了官,即使当了也不能任正职,学校的副校长就是个例子。三、报上对丁玲、艾青等“右派”作家的批判,为什么总要揭露他们的私生活?这不是超越政治范畴,在进行人身攻击吗?”
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发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批判。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而他们尽是举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站在不同立场6就看成9,9看成6”,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道理我还不懂?
会后,我十分恼怒地对团支书说:“怎么,我一说大家就轰起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提了。”他还是扳着脸冷冷地回答:“每个人都要受教育,特别是一位团员,更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难道把一个人说成是反动的,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尝尝当反面人物的滋味,这就是对他的‘教育’,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吗?”我不客气地反驳他。
下午继续开会,教室里的桌椅早已规规矩矩沿着墙壁围成一个长方形,这是每次开辩论会的场面。铃声还没有响,一些同学已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有几个正埋头写着,教室里的气氛有点沉闷。
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他们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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