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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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