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仍然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出路。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决心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功课。七月份又一次走进考场。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人说我是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始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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