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合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尽管我一再作出努力，到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他们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

看来，我在为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八、在人生岔道口

1960年10月，国民经济出现危机，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肉体的痛苦强过好几倍。肉体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着牙，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地任人宰割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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