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我是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个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他们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年“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然而不久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排除障碍，任何事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跟着复活了。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时唯一的愿望。

1962年10月，我又重整旗鼓，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白天我到学校教书，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一名教师。晚上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习题，当一名学生。那一年的功课大多是生疏的，我的旧课本已不适用，只好向应届生去借，把新内容抄下来。一门“解析几何”以前从没有学过，就靠自学掌握它，俄语课本是新版本，许多单词必须从头识记，政治课本更是年年都在变。我把一切时间都用上，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我的身体消瘦许多，但是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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