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后来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学区党支书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导至三年“困难时期”。教育部为了贯彻“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的“下放”人员。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我所在学校，一位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干部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个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堕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为了活路，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毫无办法。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脚下是个无底洞，不知何时才能落地。周围的人都已“下放”，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转眼到了八月底，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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