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开学几天,学生三三两两来到学校注册,他们随便闯进办公室,把假期作业和学生手册往我桌上一扔,说声“注册”就毫不客气地盯着我。有几个围在我背后,一边看我检查作业,一边大声议论。对这些热情而不懂礼貌的孩子,我感到很不习惯,但我尽量要做到初次见面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后来我觉得这样围观闷得慌,提议到教室去。他们“轰”地一下跑开了,两位不愿走的老跟在我身边。
教室里几位学生正围坐在课桌上玩扑克。见我进来慌忙跑回自己的座位去。有一个仍坐在上面不动。我声称要点名,他只好下来了。我提醒大家点到名字的要站起来用普通话回答一声“到”。前面的都规规矩矩照办,后面有一位故意用本地话回答,引起一场哄笑。我不理会,又庄重地叫第二遍,他才改用普通话回答。女学生真怪,挤在一起,低着头不吱声,叫她们也不回应,一时拿她们没办法,比顽皮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