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称这是个“巨大的成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概是发现“阶级敌人”越多,他的功劳就越大。就象捕得鱼越多,渔民越高兴一样。为了创造“优异成绩”,他不惜抓住一点可疑的,就硬将一个人往敌人方向推,而且一定要证明他是个坏蛋才肯罢休。在他眼里,一个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了,诚实被说成是伪装、是狡猾。凡是跟敌人有过往来的就更值得怀疑。他实在是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而对自己竭力宣传的政策又缺乏信心,缺乏对毛泽东思想是可以教育人的自信。这种人当时却被誉为“警惕性高”,“阶级斗争观念强”,而受到大力赞扬。
大型“批斗”会后,他们又改用小组为单位,要来“挽救”我,当时叫“攻堡壘”。在一块空地上,“革命群众”坐着小凳子,围成一个大圆圈,约二、三十人。还是那几句口号声迎接我。组长命令我站到场地的中间去,大家怒声附和着,大概都想表示一下对“阶级敌人”的痛恨。照样先翻开“红宝书”,照样朗读那几段语录。这样的仪式完了,组长厉声叫我“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我毫不犹豫地把通信集邮的经过又重复一遍。没等我讲完,有人就喊起来:“何海生不老实交代,罪该万死!”其他人跟着嚷一阵。一些人七嘴八舌责问我,听不清是什么。组长起来打手势叫大家静一静,然后问:“何海生,你为什么要集邮?集邮是什么玩意儿?骆某某开头也说他在集邮,后来革命群众一追查,他就承认犯了‘里通外国’的罪行,难道你不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说:“集邮是一种高尚的娱乐,可以丰富知识,陶冶情躁。国家就办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
“什么高尚的娱乐,分明是借集邮为名干反革命的勾当。我问你,为什么跟香港特务通信?这不是‘里通外国’,是什么?”一个理平头的愤愤地站起来揭发。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寄平信还是八分钱,跟国内邮资一样。对方也是中国人,是不是特务我不知道。我只是跟他交换邮票,没干违法的事。说我‘里通外国’,恐怕文不对题吧!”
我这些话后果很糟,下面立即骚动起来,“何海生企图抵赖。”“何海生玩弄反革命花招”“何海生负隅顽强,罪该万死!”……我只好闭上嘴,任凭声浪冲击自己的耳朵。
中队长突然走到我跟前,此人自称是个“大老粗”。“文革”中是公社“造反派”“东方红兵团”勤务组成员,“革委会”成立后当了公社常委,那时被派到“学习班”当“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兼任“学习班”中队长职务。他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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