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何海生，你们知识分子不是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么，干脆点，竹筒倒豆子，一粒不剩。到时候我建议上级宽大处理你。你看人家骆某某现在不是没事了。你这几天思想斗争一定很激烈，要斗得过。还是赶快交代吧！嗯！”

我干脆说自己头脑里已没有东西可斗，自从我把那件倒霉的事倒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多了，夜里也睡得着，再没有什么可担心受怕的。面对一个个愤怒的“革命群众”，我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在无的放矢，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我丝毫不起作用。

可这样的围攻还是一次比一次严厉，而且每次都有新花样，和所谓新对策。我仍然无动于衷，即不痛苦，也不紧张，我的神经衰弱好象已得到治疗。渐渐地小组里一些“革命群众”开始感到不耐烦。大家由于听不到一点惊人的材料而泄了气。听说当初把我揪出来时，中队长曾对大家预言：“这是一只大的，跟几十个国家有联系，可能还涉及到国际间谍。”于是许多人张大眼睛象等待一部彩色惊险故事片的放映那样，希望得到一点精神刺激，满足一次好奇心，改善一下“学习班”里普遍感到无聊、烦躁和单调的生活。那时因为达不到目的而扫了兴。也有的从我每次的反复“交代”中产生另一种怀疑，不再相信确有其事。虽然口上还在骂我顽固不化，态度明显在软化。也有的求情似地要我“早点说了吧！”免得大家跟我一起受罪，影响“清队的伟大成绩”。我很惘然，难道非要我变成“坏蛋”，大家才高兴。当然整天坐在凳子上喊口号，等待“敌人坦白交代”，“革命群众”确实比“阶级敌人”更受不了，更没有耐心。

小组“攻坚战”进行了一个月，我仍“顽固不化”。他们又改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把我放到所谓“深挖组”里，由专案人员直接提问我。听说中队长始终不肯放掉我，认为我不是一般的“特务案件”，而是涉及到“国际问题”。如能查出结果，说不定中央知道了都会嘉奖的。中队长实在是太抬举我了，他决定对我“升级”，要“加温加热”，用他的话说：“非孵出小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