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颇通世故,中队长才对他格外开恩。但后来还是把他调走了。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大会小会不知过了几场,他们从我这里仍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说实话,有时我也很难过,不是自己不愿给他们,是确实一无所有,让他们白费许多劲,彼此都是一场悲剧。接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再理我了。听说“学习班”即将结束,上面指示所有遗留案件必须抓紧了结。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有一位“好友”,以前常跟我在一起推心置腹交谈时政。“清队”开始不久,他被调到“学习班”专案组当外调人员。在我主动“交代”之前,他曾劝我别把通信集邮的事说出来,免得招来麻烦。我“自我暴露”以后,他装得若无其事,开始躲着我。我也闭口不谈跟他在一起的事,免得拖累他。他从不参加对我的“围攻”和“帮助”。可是,就在“临解放前”的一天,他突然十分诡秘地到“反省室”找我;“你的材料我看过了,再不坦白恐怕会被‘从严’处理,而‘从严’不只是‘开除’,‘戴帽’,还会‘逮捕判刑’。中队部已在赶写‘立案报告’,过几天你们这些人都要从速处理。”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全懵了,毫不怀疑“好友”“舍命相告”。顿时,脑子里嗡嗡直响,产生种种幻觉,嘴上喃喃自语:“难道过去我真的犯了‘里通外国’的罪?当真干过不法的行为?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你不会骗我吧!”
“好友”再三表示,这是千真万确,他不骗我,是希望我好。此时我完全失却了自信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开始怀疑起自己。心头又是一阵阵狂跳,对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仿佛到了阴间地府。可是,即使我想交代,也不知道该交代什么呀!我恳求“好友”透露一点材料给我,好让我拿去“坦白”。“好友”象是感到十分为难,说不能违反纪律,万一中队长知道,自己要受处分。后来又象是不情愿地说是要我交代当时的通信内容。
我想事隔十余年,谁还能把信的内容想出来。依稀记得不外是谈交换邮票的事。我只好按过去与人交换邮票的套路,凭想象捏造几段交给他:“8月9日寄去三十枚邮票,请换给我动物、花卉等外国邮票。”“信和邮票已收到,谢谢!再寄去五十枚,希望能多换一点邮票。”等等。
专案组长接到我的“交代”,亲自出马给我“鼓气”,“你开始交代,很好!但不要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要的是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尤其是军事。”我恍然大悟。他们早已认定我为一名真正的“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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