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比物质上的拥有和满足还重要。在那样困苦的年月里,我仍不忘享受一点娱乐。除了经常带孩子去“团部”、“机场”看解放军公映的免费电影,那时影院正在上演一部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据说十分火爆,有个地方公开放映,拥挤的场面导致踩死人。说故事感人至深,主人公悲惨可怜,“整个影院都在哭”。于是我带领全家也去看,这一看几乎花了美娟一天劳动得来的辛苦钱,我还是不心疼。可是电影却让我失望。我不认为值得去为那位姑娘伤心落泪,我自己的境遇就够苦的,从未想到应该痛哭流泪,还去同情别人干什么。也许温饱的人掉几滴眼泪,表明自己有“阶级感情”。我却认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真正的无产者不一定要流泪,真正的人生无须那样悲哀。从发展的意义说,不应停留在痛恨过去,而更应该着眼于创造未来。一个人在困境中最需要的还是力量,是精神上的鼓舞,而不是“同情”。
“精神”是支柱,但不能填饱肚子,“物质”才是最实在的东西。1974年除夕,当安逸的人们停止工作,在自家门前杀鸡宰鸭,热气腾腾准备迎接新春的到来。我还在孤独寂寞地迎着北风,为“回收”和“转正”奔走。家里冷冷清清,乡下已经一点食物也不肯供应,城里没有“居民证”,买不到任何食物,一切都凭票证供应。“高价”的食品又买不起。美娟十分过意不去,总不能让孩子去看别人热闹,在大年初一还吃地瓜粥。我不认为过年过节一定要吃一顿好饭,然而不这样就在世俗面前显得不景气。再穷也要在过年时摆一点门面,预示来年有好年景。我想,本来就没有好年头,何必去强装,至于新的一年,当然也希望着,希望只存在于我的努力。
我决计去做一次“为了吃”的努力,找到一位学生家长,他有权批“条子”买二斤“平价”肉。去了两趟才找着,不料他却打起官腔:“今天不批条子”!我明白是不愿意的托词,二话没说就往回走,一点不感到沮丧,也不以为受到挫折。这种“走后门”的事不是我的心愿和特长,只因为事前他答应得十分明朗,我才有找上门的勇气,我深知自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到社会上去交换,需要的时候只能低声下气向别人乞讨方便,希望自然渺茫,况且内心早已不满自己这种违背意愿的行为,却毫无办法,在别人的社交词令和圆滑手腕中感到不好受。而一旦别人帮了忙还得赶紧表示感谢,付出一定犒劳,要是他不时提起,心里会惴惴不安,不知这人情债何时能还清。
回到家,邻居房里正在喝酒行令,一片欢笑之声,还大言不逊夸赞自己的“好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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