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读几份“风格高”的材料,要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互让互爱”。这都是裁缝师手里的戏服,专做给别人穿的。我“调资落选”已是必然的结果。
当初说得好听,希望通过“调资”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鼓励先进。实际情况是:调上的认为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还远远不够,并不因此感激、卖力;调不上的情绪低落,满腹委曲,同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定的因素反而增多。我“调资”落空,不但经济上吃亏,还蒙受耻笑。人们可是称赞那些善于巧取豪夺,靠拉关系获利的“能人”,最瞧不起“呆头呆脑”,只会干活的“笨蛋”。尤其是那些刚步入社会,自命不凡的年青教师,更是把我当成“傻瓜”一个,不屑与我交谈。这才最刺痛人的心,比每月少拿几元工资更可悲。我只要一坐到办公桌前,望着一大堆学生作业,想着不公平的报酬和周围的白眼,就怎么也提不起劲来细细批改。何况人们看重的并不是工作好坏,而是一个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的关系如何。按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否“能干”。
调资的打击,让我一度感到心力绞瘁,万念俱恢。但本性难移,在教学工作中,我仍是一丝不苟,不敢辜负学生家长的期望。对我来说,做人的准则是,可以对不起自己,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是我的学生。那年暑假我又被县教师进修学校调去参加全县中考英语科的评卷工作,而且自此年年评卷工作都有我的参与。有时还负责命题和对英语教师的考评事项。我在全县英语教师中已享有一定声望,容不得我消沉下去,这就是我的本性。
工作上我勤勤恳恳,业余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心迹》。但我也并没有想到要去投稿。心里总觉得作品还不成熟,气候也仍不适宜。1982年我在修改《心迹》的时候,忽然觉得作品有点不伦不类,既不是原始的日记,又不像创作的文章。倒象是一个刚被同化的野蛮人,在许多方面显出不协调。再说有许多事情都是回忆的东西,一个人在受煎熬的时候,哪记得写文章?该是痛定思痛,才逐渐去回味总结。不如干脆就改写成回忆录。
看看国外那些政治上的风云人物,一旦退出历史舞台,就闭门写回忆,卖书赚钱。国内不少名人,功成名就之后,也急急地要出本关于自己的书。别人也想知道他们是怎样走红,有哪些密秘可以披露。大家对名流的生平,乃至生活琐事都倍感有趣。这样的书往往还很畅销,名气越大,卖得越火。也许是因为它真实可信,能给人提供一些真像,一点启迪,甚至一条人生之路,或者至少可以满足一种好奇。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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