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看来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也算是学校里一个“人物”，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此外我还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伙伴。当年每逢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我们曾组织球队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到郊外去游览参观。到了傍晚，大家又会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我们的学识，幽默感在同时代的学生中毫不逊色，爱好也十分广泛。我们的友谊得到各自家长的赞同，被称为一群“快乐的狗兄弟”。连家长之间也常有往来。后来他们都陆陆续续考上大学，但到了假期还要相会，照样到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去。而且每年都会去郊外拍几张照片留念。随着岁月增长，友谊变得更加成熟牢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群“狗兄弟”，我认识了一中不同届组的不少校友。七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帮陈校长从一位企业家，我初中的同学那里募到一笔款项，给当年校庆添加一点兴奋剂。陈校长认为我在校友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得知我“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只是帮忙，如有合适的活，我随时可以离开，便答应他。不想，却从此把我引到另一个更广阔的新天地。

起初，我只负责整理校友名录。每天查阅学籍档案，伏案抄写。还好，虽经过“文革”的洗劫，从1937年以来母校的学籍档案基本保存完好。学生名册、学业成绩和基本情况都记录在案。而建校初期的几届校友名单，也从解放前的一份旧校刊中找到。唯独缺1927—1928年毕业的校友名录。我后来找到几位健在的老校友，通过他们的回忆，补充了一些。解放前学生流动性大，每个学期都有一大批转学的，复学的，休学的，插班的。反复核对，还是缺漏、谬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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