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与我认识,这次见面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干部,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京城,但彼此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场面,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互相叫着小名,象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虽然他们对我敬重有加,我愧对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敬重母校,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我不够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造就了这样的情景。我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借着她的光彩来照亮别人。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上海校友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同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