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呆了多长时间。因为我不让他们告诉我时间。我不想想到还要回家。他们唱卡拉OK,我没有唱。果冻问为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就以后再唱吧。
“什么时候?”他追问。
“以后吧。”我说。
王同志唱歌总是慢半拍。果冻唱《花房姑娘》低了八度。他们喝了好长时间的酒。离开时绝对已是凌晨两点以后了。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外面的风很冷,忘了果冻什么时候惹我生气了,因为他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一段时间我不理他,暗自伤心。他可能感觉到了。出租车奔驰在茫然的大道上。我害怕他再问我一遍同样的问题。夜像风一样吹进心里。又有一种绝对的……不安感。我将头伏在他的肩上,抱着他的胳膊,我的手很冷。思维呈跳跃性。我说:“有些话我不想说。不,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安慰地说:“那就不要说了。”终于,车停了。那是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时间。我恐惧在凌晨回到家,我的父母会杀了我的。果冻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搂着我的肩,说了一句话:“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走了几步,我停了下来,说:“看天,有一颗星。”“那儿还有一颗。”果冻指着天空说。真是画面一般,小区静静的,静静的。我们像真正的兄妹一样,慢慢地走着。
上了楼,他给我端来一盆温水,说:“洗脸吧!”一会儿他把水端出去,又端进一盆来,说:“洗脚吧!”他把他的床让给了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看了很长时间的书。我走出去,看到他已睡在了大屋的床上。被子有一半垂在床下。我轻轻地把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睁开眼睛:“这么快就醒了?”我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我说从你家的窗口向外看,可以看到胡同,这让我想起一支我采访的第一支乐队。我想他们。
那时我十四岁,刚刚喜欢上摇滚乐。他们也都才十七八。
那会儿是冬天,乐队的两个吉他手在车站接我的,在他们的那间阴湿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地下摇滚生活。也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地下摇滚音乐。我有些发疯般地爱上了那种清贫、悠闲还有一点点浪漫的气氛。我也很喜欢乐队的主音吉它手,每次采访结束后,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也许是因为我的笨拙沉默抑或是他们的年少轻狂,我们很快起了争执。缘自一次黄昏我非要节奏吉它手送我到地铁站。“每次你都这样。你太不独立了。”那人轻声嘟囔了一句。“那你别送我了。”我真有点怕了。可他却坚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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