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7部分

都饿死人了，还要投资教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但日本教育自身却并没有随着“国富兵强”而完成其近代化过程。相反，随着国力的强大，教育却越来越被封建军国主义思想所支配，成为天皇制政权对内维护**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性格”，产生了教育对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

教育的“双重性格”，源于明治维新时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由于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瓜熟蒂落式的社会革命，所以改革后的日本社会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抵制。

明治政府大办教育之初，也明确声称要把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是。国家要求于教育的，并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既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忠顺“臣民”。因而在实际上，明治政府既重视教育在提高国民学力、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视教育在“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国教化为宗旨的“大教宣布”运动。1870年1月，政府颁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突出宣扬了“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颁布的《宣教使须知》进一步强调：必须向天下庶众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发布的宣教使《教则》，开宗明义三项内容：从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这种普及封建神道的社会运动与“文明开化”的教育改革同时并行，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了《教学大旨》及附属的《两项小学条例》，对新学制实施6年来忽视“德育”的倾向给予严厉指责，批判欧化主义教育导致了“将仁义忠孝置于后，唯洋风之为竞，终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君臣父子大义之地步”，要求学校教育以所谓“德育”为先，“明仁义忠孝之道，而道德之学则应以孔子为主”。同时学校要“昭示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使学生“从幼年始……忠孝大义就成为深入脑髓之第一感觉”。《教学大旨》是对明治初期教育改革中欧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公开清算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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