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运动。”誓言“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要排除困难,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在南京远郊办起晓庄师范并亲自担任校长。
陶行知穿上草鞋,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1930年春晓庄师范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蒋介石误认为该事件是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下令关闭晓庄学校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解除通缉,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黄炎培举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为《 申报 》的顾问。陶行知在《 申报 》连续发表《 剿匪与造匪 》、《 再论剿匪与造匪 》、《 三论剿匪与造匪 》三篇时评,语惊天下:“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也震动了当局。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长信,蒋朱批“申报禁止邮递”六字,使《 申报 》陷入没顶之灾,陶行知被迫离开报馆。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又创办了与晓庄师范相类似的上海工学团,招收工农子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农子弟亦工亦学亦教,“即知即传”,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29”运动爆发后,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 团结御侮宣言 》,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入贫困而得不到培养,故于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对学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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