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邮电通信到电话电报,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在场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缺场的东西所替代。而人们的人情式的交易活动也完全为非人情式的交易活动所取代。在这种非人情式的环境下,交易障碍重重,交易费用大增,因此,为了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人们就需要确立一种交易合作的共识;正式合约安排也就更为重要了。
在非人情式的交易过程中,交易中不仅有许多对象,而且交易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在这种世界里,个人的处境好坏依赖于复杂结构的个人的专业化和扩展到不同时间地点的交易。物品或劳务都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特性,其度量成本高。交易不是不断地发生,而且没有重复往来。交易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必然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亲戚关系、各式各样的诚信、少数族群在不友善的环境中依共同信仰而为自愿履行正式合约提供了架构根据,但是缺乏有效的第三者来辅助合约的履行则成了交易达成的一大困境。因此,在非人情式的交易世界里,一方面必须确定卖者所交易物品拥有产权;这样买者才会放心来购买所出售的物品;另一方面必须保证合约有效履行。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凭承诺进行交易,只有使承诺恪守不渝的适当保证,否则凭承诺进行交易无法进行。这些问题仅凭传统的道德伦理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这就导致了大量法规、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
可以说,在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中,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并不排斥伦理道德对建立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及意义,或伦理道德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而并非有人所称的“道德市场经济”来画蛇添足,把道德看为市场异在的东西,并把它排斥于市场经济之外。但是,道德为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并不是说,道德就是市场秩序的全部,市场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依赖正式的法律法规,依赖于正式规则下合约的有效执行。
其次,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人类经济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是强约束、弱激励;二是强激励、弱约束;三是激励与约束基本上对等。第一种类型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行为完全服从于政府的计划命令,个人除了采取各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这种强制性的约束外,个人根本没有努力工作的动机。由于这种体制否认了个人工作努力的积极性,其经济根本就没有活力。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计划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类型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表现为简单原始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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