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可归和自由——不只是考虑疯癫的无家可归者而是泛指的无家可归者——令人沮丧,几乎不合常理。他们对什么使自由成为可能的看法如此蠢钝,以至于他们所说的自由正不断地削弱着自由的根基。举例来说,公民自由论者发起的运动,要建立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诸如公园、火车站和地铁站睡觉、乞讨、生活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或约翰·密尔在曼哈顿地铁站能从一群充满威胁的无家可归者中穿过吗?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能在日益肮脏的中央候车室向远处眺望吗?如果他们不对那儿展现的被扭曲的希奇古怪的民主自由表示意见,将是多么的恐怖!他们理解的自由脱胎于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法律、警察和文明礼貌保护它免受粗暴势力攻击,自由将毫无价值。
这些公共场所,像堂皇的、有立柱的火车站、大都会公园是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有力体现:共同努力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不是为了取悦于国王和贵族,而是让普通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十年来搭火车的人不得不匆匆地跑过发出恶臭的废物,眼光移开有威胁的场景,上公园的人不得不避开疯子的帐篷,阻止孩子迈向密密草丛,担心他们触到无家可归的吸毒者扔掉的感染了艾滋病的针头。这些丑闻鲜明地表明了极端的、似是而非的“解放”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侵害了保障真正自由的社会秩序的疆界。
最后,除了这种侵害外,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成功真正实现了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允许无家可归者占据公共场所并降低它们的价值使谁获利? 确实,谁从公共收容系统获益?它的建立是对无家可归支持者诉讼的回应,对所有来者开放。
正如我们所见,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受益。支持者为他们赢得了不去就医的权利和到公共收容所的权利,但现在怎样呢?看一下曼哈顿州立医院一个无家可归精神病区的例子。它关张的时候是精神病院,重新开张时变成了无家可归收容所。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些病人又回来了,但现在他们不接受治疗。这真是一大进步。但许多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甚至不喜欢收容所,把它们当作危险的地方。
无家可归与自由牧师的讲述
撇开精神病患者,谁没有受益?谁被留下来?人数最多的是那些希奇古怪的酗酒者、吸毒者、犯了轻罪的人和过去被称为无业游民的脱离社会的人。一些人有攻击性,使收容所变成了对精神病人来说危险的地方。然而,他们挤在一起,与精神病患者都被纳入“无家可归”的一大类,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同情。这是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困苦和无助激起的对无家可归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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