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我十分反感。特别是她动不动就威胁说如果态度不好,就送公安局以贪污罪名义抓起来等等。对这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上纲上线”的恐吓,把芝麻说成西瓜的做法我看不惯,她大概还以为在对一群幼儿园的小娃娃说话呢。我那种抗上、爱唱反调的逆反心理又激荡起来。我说,
“你不要恐吓人好不好?……”
她气哼哼地说:“你的思想很可怕,早晚有一天你要比他还严重!”
这次以后,我就上了臧书记的“黑名单”。她认为我思想落后,与组织唱反调,与她对着干。后来在许多事情上,她挑我的毛病,给我穿小鞋。我呢,倔强的越发不买她的帐。
后来,“刘大头”这件事总算得到解决,他除了被学校记大过处分外,还免去了班生活委员职务。要不是班主任从中调和说情,按臧书记的意思,处分还要严重得多。按臧的打算,是要学校开除他。她要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借此树她的权威,甚至也要把我当成“帮凶”给予处分。
这次“粮票”风波过去之后,臧书记为了与我们班缓和紧张关系,在举行新年茶话联欢会那天晚上,她来到我们班,唱了个据说她的拿手节目,那是一首山西民谣:
“二只兔子,二只兔子,一只是黑,一只是白,打起来,呵打起来……”
她那带有方言口音的小调,由于五音不全,听起来叫人难以忍受,想吐。但大家还是知趣地为她鼓掌,并说太有特色太好听了。她得意地说,现在老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唱得还好听。我的天啊,饶了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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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母亲他们对于我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一个星期才见到一面很不适应。特别是母亲对儿子的那种浓浓的思念,得不到排解。她的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她要等七个日夜的时间才能见到儿子一次,还没有等她的爱释然,儿子又离开了。然后又是漫长的七天,168个小时啊。作为我来说,现在我不再希望得到大人那种对孩子粘乎乎的呵护,我已经长大,我现在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自己的新世界。对生活对社会我有了自己的判断。但他们在内心仍然还把我当成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想在方方面面呵护我。他们不懂得鸟儿迟早要自己飞的。他们不愿叫鸟独闯世界而冒险。我不回家时,他们都感到生活沉闷无聊,空虚,枯燥无味。家里没有孩子,似乎也就没有了欢乐、慰藉,屋子也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地死寂。以前我在家时,虽然和他们很少有心灵上的沟通,但是他们每天能看到我在他们身旁,也有一种安慰。现在我不在眼前了,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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