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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没去惊动董少云,朝斜对面一家门面走去,那里也有人正往车上装货。杨登科以替人找工作为借口,上前跟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搭讪。那男人只顾对着民工指手画脚,把杨登科晾在一边。直到货物装就,货车缓缓开走,老板才过来搭理他。杨登科这才了解到,一般五到七个人装一车货,开价三十到五十元不等,主要以货物多少轻重来定,也就是说装一车货,人平可得六元左右。一车货大约装半个多小时,若货主多,有车可装,两三个小时下来可领到二三十元装车费。杨登科初步估算了一下,董少云利用放学后这两三个小时来装车,可能也就是这么个收入。
晚上回家后,杨登科把董少云的行踪跟聂小菊一说,聂小菊也甚觉奇怪,不知董少云为什么要偷偷去托运市场卖苦力赚钱。两人做了分析,董少云父母肯定不知道这事,不然他们是决不会让儿子去受罪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都有疼子之心。杨登科和聂小菊怕简单行事弄巧成拙,决定先不惊动董少云的父母,等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
聂小菊当了十多年的老师了,知道凡是儿女出现异常,根源都在家里。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像董志良那样看上去夫荣妻贵的家庭,自然要什么有什么,一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有问题,他们都是聪明人,也会尽量做到不影响儿女的成长。当然有一般就有不一般,聂小菊和杨登科两人侧面一了解,才知道董志良家里的情况还真的不一般。
原来董志良在郊区做区长时,曾跟一个叫袁芬芳的女老板有染,这事后来被董夫人知道了,两人闹得差点离了婚。袁芬芳原是贵都市歌剧院一位当家演员,长得颇有姿色,尽管已经年过三十,依然风韵不减。歌剧院过去红火过一段,后来国家财政体制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全额安排他们的工资福利,一夜工夫垮了台,演员们都作鸟兽散。袁芬芳自然也难逃下岗命运,在街上开门面卖起了服装。半年下来,服装积压在店子里没卖出去几件,袁芬芳只好亏本抛掉服装,改做文化用品生意。做文化用品生意的人多如牛毛,钱也不容易赚,做了一年连本钱都没赚回来。袁芬芳一时竟没了主张。心里头却不服输,自己要能力有能力,要姿色有姿色,怎么却做什么亏什么,一事无成呢?
那天袁芬芳在店子里枯坐了两三个小时,才好不容易进来一位美髯飘逸,约莫六十开外的客人。仔细一瞧,竟是原来歌剧院的孟老院长。孟院长是来买毛笔的,也没看柜台里坐的何人,进门就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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